当官风险大过矿工？那就让我当吧！
日前，在某廉政讲堂上，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面对台下上千名局处级干部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1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当干部风险大过矿工”，这个说法虽听起来新颖、唬人，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问题重重。首先，当干部的“风险”与当矿工的危险并不具有可比性，前者完全是可以防范的，而“提头挖矿、拿命赚钱”在当下一些地方，却几乎是矿工群体无法逃脱的宿命。硬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简单的数字比较，不说牛头不对马嘴，至少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遗憾的是，这些年，类似的比较研究以及“当官是高危职业”的论调在国内甚嚣尘上，不少官员也随声附和，似乎当官真成了份苦差事。其实，他们这样说，对外，无非是为了打消公众对于公职人员“铁饭碗”的羡慕嫉妒恨，强调“我也不容易”；对内，也顺带警告下属，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制还是很严厉的，你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小心被处分。问题是，从多年的实践看，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种“危言恫吓”似乎都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一方面，就业困难、工作阙如的世情使许多人对于铁饭碗、高福利的“体制内生活”充满向往 、趋之若鹜，甚至“死都要死在体制内”；另一方面，巨额权力租金的诱惑也驱使许多官员宁可冒着被查处的风险“前腐后继”。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当下中国官场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由于权力未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致使其行使过程往往既不透明也缺乏监督与约束，因此无法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发生，反腐往往只是“事后诸葛亮”。这种情况下，就算落马官员人数再多 、受到的刑罚再严厉，从本质上讲，贪污被查仍属于“偶发事件”。相比腐败的“必然收益”，前者的“风险”自然为人们所忽视。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当条狗 wo我也相当。 我很想当官，给我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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