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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香港特首曾荫权的外出访问经费开支，成为港人津津乐道的讨论话题。媒体披露，曾荫权在过去四年外出访问40次，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 （《海峡都市报》 2月16日）
百万港币折合成人民币大约80多万，也就是说作为香港特首曾荫权，每次访问只花费2万元左右。这种对公款花费的“吝啬”和“节俭”，怎么不令我们惊讶、敬佩和汗颜？
曾荫权的外出访问成本之所以如此低，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曾荫权个人的品格。据悉曾荫权的外出活动都是“直奔主题”，平均在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超过3天，有些是当天就往返香港，甚至他在休假期间办公事都自掏差旅费，这些做法大大地节约了支出成本。但从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因为香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财政预算支出制度，这种制度确保了官员的廉洁和节约。
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一直以来以其政府的廉洁与高效而闻名。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往复。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在审批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预算将由香港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供所有市民阅读。比如，这次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披露的曾荫权4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精确到元，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 200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7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甚至详细到坐椅。一张坐椅的用度，在巨大的政府财政中是微小的，但正是一个个微小“切片”构筑起庞大的财政正义，打造出了官员不敢贪污和浪费的制度氛围。
相比香港的财政预算，内地不少地方的财政预算报告显得单薄与晦涩，往往只有寥寥数页。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财务开支和预算情况，对公众而言成了一个“谜”。与此相对应的，是内地官员在花费公款时的“慷慨”和“豪爽”。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如广东汕尾市烟草局一个月招待费却高达200多万元，仅仅是2010年，1万元以上的“大额招待”至少有400次以上，全年平均每天吃喝1次多，最高的一次消费达8万多元；江苏海门市审计局一年接待费用要花1000多万元；吉林原煤炭局组织官员出国游一趟花费百万……
官员在花费公款上的大手大脚，直接导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快速增长。在2007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预测，全国公款吃喝费用每年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大飞机项目投入的一半，资金量接近于每年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1978年至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同期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
从曾荫权身上，我们看到控制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希望和可能。如何学习香港经验，推进财政预算的科学和公开，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突出重要的课题。□孙瑞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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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7 1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