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屠夫：北大教育给我划了道德底线 进假货不敢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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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屠夫：北大教育给我划了道德底线 进假货不敢卖

2017年06月12日 02:27:09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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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大屠夫”陆步轩：用三十年与“北大”和解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北大”。年过五十，他有点驼背，皮肤黝黑，任由发根一截截发


         

陆步轩，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2003年，因在西安街头卖肉的事被媒体曝出，被称为“北大屠夫”。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2003年7月25日，陆步轩展示他的北大毕业证书。图/视觉中国

陆步轩在北大读书时。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北大屠夫”陆步轩：用三十年与“北大”和解
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北大”。年过五十，他有点驼背，皮肤黝黑，任由发根一截截发白。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块钱的烟，一边抽一边咳嗽，一笑露出被烟和茶染出褐色的门牙。
“我这个人就是穷命。”陆步轩说。尽管有“北大”和“商人”两个头衔加持，他仍然习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边。
未名湖边，“北大”曾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指望；猪肉摊上，“北大”又变成他羞于启齿的心头重压。
“好几年我都觉得读书没有用。”陆步轩一度收起书报，拎着酒瓶走进赌场；直到2003年“北大才子西安卖肉”的新闻引起轰动，他进入体制，工作12年后辞去公职，如今远赴广东重操猪肉生意。
“北大毕业还不是照样卖猪肉？”这句话曾经是他心头的一根刺，现在他开始反驳，“北大毕业卖猪肉都能卖成连锁店。”
他用了快三十年与“北大”和解。陆步轩说现在他想明白了，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读书能改变思维。
跳出农门
1985年，我以531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家在陕西省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东部农村，家里几代务农。我母亲在我刚上学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我父亲字都认不得几个。
我九岁才上小学，脑瓜发育比较成熟了，学什么都不觉得吃力，基础打得牢靠，从小学习就很好。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人生理想这些问题，上学只有一个目的“跳出农门”。
农村太穷了，我小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一顿玉米粥，中午玉米粥下面条，晚上没吃的生扛过去。我初中离家远，住在学校，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馒头，每次都要焙干、晒干，到学校泡着稀饭或者开水充饥。霉变馒头吃多了，到现在我都不爱吃馒头。
我姐参加过一次高考，没考上，差得远。全家都盼着我能考上，那会儿都是统招统分，大学毕业就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
第一年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上了西安师专。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我有个亲戚在国防科技大学读书，他父亲总跟我父亲炫耀，我心里不服，坚决要考更好的学校。
其实我压力很大，成败在此一搏的感觉。我全靠自学，一年的时间生物钟都是乱的，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困得不行了就眯一会儿，睁开眼就学习。夏天蚊子成灾，农村没有蚊香，靠点蒿草驱赶，又呛又热，就那样还在看书。
1985年8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亲戚朋友送我到村口，挥手告别。我往前走了好久，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还在身后。至今想起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天之骄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北大报到第二天，我赶紧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一起捎回家。北京可真大，高楼大厦我见都没见过。
我们班21个人，全是各地状元。来自城市的同学无论是视野、知识面都比我们农村孩子广阔得多，我的那点骄傲很快变成自卑。
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学不久宿舍同学夜聊，聊的是哲学。我根本没接触过，赶紧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通俗哲学》。
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倔强。我加入不了同学的话题，就拼命补课，听别人说什么，赶紧去学。
上了四年学，我是很老实的人，三点一线，宿舍、饭堂、教室。北大的教学环境很宽松，不会每节课查考勤，同学们一般派我做代表去上课，我写字又快又清楚，我的课堂笔记是考试神器。
北大基本每天晚上都有讲座，都是各个行业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来主讲。我特别喜欢听讲座，对开阔眼界和个人成长的意义比专业课还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活跃，人心纯朴、充满希望。我在大学读了很多书，什么类型的书都看，看完和同学们讨论，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我们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班级。宿舍经常聚好多人，下棋、喝酒。那时候我们是天之骄子，我们觉得文科生能改造社会。
四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没能留在北京，一切仿佛做了一场梦，醒来还在原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一直羞于提及这段历史。四年前，我从农村娃变成北大学子，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又把我打回原形。北大终于没能成为我改变命运的那根稻草。
“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
我的派遣证开到西安市人事局，参加二次分配。几十个日夜里，我骑着自行车挨个单位去敲门，最后被分到快要破产的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我上午报到，下午就走了，一天都没干。
之后三年，我在计经委帮忙。我住在单位家属院的门房，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拖地、抹桌子、烧开水、给领导沏茶，单位大小麻烦事我都跑在最前。但是因为迟迟无法转入正式的人事关系，我的工资低、待遇差，心情越来越苦闷。
1992年，我“被迫”下海，在单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想出去闯一闯世界。
我最初投入全部家当搞装修，又跟人借了十万块钱挖金矿，都不成气候。我经常跟人说，“我把牛养成了羊，把羊养成了鸡，越来越瘦。”
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生活窘迫，看不见前途，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做了五六年职业赌徒，苦心钻研牌技，赢的钱勉强维持吃喝。
我再也不跟人提北大，也不准朋友提。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笑话。我跟大学同学断了联系，落魄潦倒，羞于对他们启齿。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女儿出生，为了养家糊口，我开了个小商店，零售利润微薄。入了行我才知道，要想发财得卖假货，这事儿我做不来。有一次我不知情进了假电池，发现以后把几盒货全压在手里，一节也没有卖。
我这人老实，不敢骗人，北大的教育也给我划了道德底线。毕业十年，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不屑于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
2000年，我再次走投无路，只好关了商店，干起投入更小、回本更快的猪肉铺。这对我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杀生害命在我的印象里是街头无赖才做的营生。可是一家老小要吃饭，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作为谋生手段，不干也得干了。
我们租了一间商铺，外边摆摊，拉个帘子里边睡觉。整片的猪进回来挂在那，我看着心里就发憷。
杀猪卖肉的事我没告诉父亲。没有不透风的墙，同村人到县里来在摊位上看到我。父亲急忙赶来，父子对视，谁也说不出话，只有连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