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述思：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未必是福音

喜羊羊

鉴于全国人民都在抱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各地政府闻风而动，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幅度密度之大，构成一场竞速大赛。
  几个发达地区春节之后进行激烈PK，标王数次易主。
  3月1日，广州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月1300元，成为首高。但一天后，深圳上海同时做出回应——深圳表面夺得榜首——每月1320元，而上海的每月1280元则含金量更足——不含最低社会保险费、公积金，如果加上这两项内容，最低工资则超过每月1600元。
   统计显示，去年以来，中国已有约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绝大部分省份的幅度超过10%。
   表面上看，这对职工群众是一件好事，他们除了高唱《感恩的心》，真没啥说的。
   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扬是大势所趋，而政府出手捍卫职工合法权益是分内职责，但从长远看，这场上调大赛未必是个福音。
   首先，尽管恶意欠薪已经入罪，各项法规逐步走向健全，但结合目前中国执法现状，最低工资标准能否落实到位令人忧虑。加上职工在企业身处极端弱势地位，缺乏博弈能力，结合面对严峻就业压力，无奈放弃维权竟是上选。
   深层次讲，企业工资定价是市场行为，应该按照规律随行就市，结合道德目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主身上普遍匮乏的血型，政府首要职责不是制定工资底线标准，而是健全劳资博弈的制度环境，健全日常监督检查，而非越俎代庖，在民营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未真正完成的今天，展开强制企业涨工资大赛。
   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部分处在产业链最低端的企业定会开动脑筋，将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为物价上扬推波助澜。而遵纪守法的企业却有破产之虞。
   因此，从最低工资上调的幅度、节奏都应审慎、科学地设计，而不宜为了博取民意和政绩大干快上。比如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根据生活消费支出的涨幅，定期提升或降低。1997年的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5.15美元，直到2007年才再次提高到5.85美元，10年间增长还不到1美元，到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到了每小时7.25美元。
   说白了，在法治的市场经济框架下，政府制定任何针对企业的公共政策，都应首先尊重市场，做充分的调研论证，不然企业将通过裁员、违法用工、拖欠工资、不缴纳五险一金等方式对抗，无形中增大行政管理成本，结合地方发展的压力和就业等民生主要任务、以及目前监管能力水平，最终成效定不乐观。
   再结合目前结构性用工荒在东南沿海愈演愈烈，农民工已经用脚投票，对福利待遇常年低下的企业做出有力回击。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要相信并捍卫它。
   个人管见，政府对于公民收入分配问题，不是简单加薪，而是靠制度创新，平抑贫富差距，为所有人创造公平博弈获得高薪的机会——而非垄断利益集团的专利。另外将财政收入在二次分配时更多地投向社会保障领域——而非不透明的庞大行政开支和三公消费，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因此，各地之所以热衷于开展最低工资上调大赛，潜伏着这样一个逻辑：将部分政府责任转嫁至企业身上是最容易实现的惠民生政策路径。
   为了使这场声势浩大的最低工资调整大赛能取得预期效果，我呼吁：能否先学学个税起征点调整，对中小企业全面减税？
   惠民生离不开惠民企，这是常识，也是国强到民富的关键基石。

喜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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