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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6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自2004年开始,陆续叫停新高尔夫球场建设。从2004年至今,全国高尔夫球场从170家增至600家,意味着在禁令发布后全国又建了400多家。这些违规球场大多打着体育公园、绿化项目等旗号建设。
一个高尔夫球场占地少则近千亩、多则几千亩,在北京这样土地资源极其紧缺的城市,就有约70家高尔夫球场,全国到底有多少家?高尔夫球场越禁越多,令人痛心之处不仅在于公共利益的被挤占,还在于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被毁坏。实事求是地讲,高尔夫项目违规上马的“掠夺性开发”,纵然马上叫停,资源原貌也难以恢复了,导致公共资源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损失。
据业内人士分析,很多开发商以高尔夫球场建设为由大量圈地,然后在球场周边开发房地产项目,用高尔夫球场带动房价地价上涨,创造多重利益。由此可见,当利益驱动的资本遇到某些急功近利的公权力,双方便会一拍即合,在所谓的“发展经济”大旗下,高尔夫球场顶风上马、越禁越多。以至于今天清理起来也是进退两难:“推倒重来”造成巨大的浪费,默认其存在又破坏生态环境,变相助长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歪风。
美国学者哈丁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牧民从自己私利出发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而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由此,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后所有牧民破产。全国高尔夫球场越禁越多的诸多恶例,同样也是一场令人揪心的“公地悲剧”。这再一次向我们发出了沉重的双重警示:其一,资本也好,公权力也罢,指望其以公益公利之自觉来维系道德感和责任感,并不可靠;其二,公权力之所以能在公共的草地上过度“放牧”,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公共监督。
事实上,纵然没有国务院的禁令在前,涉及公共土地资源的大量占用,涉及公共环境的商业性开发和公共利益的保障,高尔夫球场的立项和建设,也应该经过人大的审议和公共的讨论,不能说上马就上马说建设就建设。可现实却是相反。其间所暴露出的资本利益驱逐下对于公权力的渗透、公权和资本的强势以及民意诉求的乏力,必须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反思。
□陈一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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