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判死刑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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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云南高院在昭通市开庭，对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并当庭宣判：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8月23日《新京报》）
    按照罪刑相等的原则，李昌奎终究难逃一死。从一审到二审，再到终审，其间的反复和折腾，所激发的社会民意反弹超乎想象。改判的结果，可以算作迟来的公正，对于受害者是一种莫大安慰，对于全社会也算一种公正的交待，对于司法公正来说，也算是一种补救性的维护。
    这样的结果，令人欣喜。这充分说明，在时下这个信息畅通的社会，群众自发的监督，对于保障司法公正，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假若没有媒体的关注、公众的质疑，那么结果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情况。
    欣喜之余，又难免心存隐忧。回想此事的经过，难免让人五味杂陈。一起看起来并不困难、定性并不复杂的案件，最终成了一波三折的闹剧，这恐怕不是“技术原因”所能解释的。在社会公众普遍怀疑、司法同行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云南高院不是本着反思和检讨，而是一味地辩解和澄清，甚至用“少杀慎杀”作为改判的依据，进一步激发了民怒，也将自身置于舆论风口。现在事态虽平息，但由此造成受损的司法公正形象，当令公众更加“杯弓蛇影”。
    犹记得，云南高院二审结束后，参与此案的法官说：“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借助外力来干预我们的司法，特别是终审判决的结果。这并不是法治的体现，相反这样看似公正体现民意的再审，却是对法治社会最大的伤害。 ”单从字面理解，这话很有道理。但审判独立不是与民意割裂，否则就会成为司法乱作为的借口。就像有关部门不愿进行信息公开，就会以“国家秘密”作挡箭牌一样。
    更令人担扰的是，如此低级的错误即便是一种责任问题，但却可能用“法律引用和定性”的技术失误消弭无形，使责任追究成为一句空话。笔者一位法官朋友酒后坦言，很多案子，比如离婚案子都是法官主导一切，可以判成这种结果，也可以判成另外一种结果，很多时候即便有人情因素，也可以用对案件的理解不同而作出解释。法官丝毫不承担任何过失责任，只不过当事人却要大费周折。
再推而广之，诸如李昌奎这样的案子，假若没有被舆论放大而引起关注，那么类似的案子又会有多少呢？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保障，又怎么来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相同的情况呢？李昌奎案在众人关注下还如此费尽周章，那些没有被关注的案子，情况可能不甚乐观。
    李昌奎案再审终于以死刑而告终，但由此引起的反思应刚刚开始。
□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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