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负”实质是低福利式下的民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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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9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近日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
    “高税负”一直是民生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其实，我国税负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税负高及因此产生的社会生存压力是现实存在的。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不管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压力都在那里。”
    事实上，我们的宏观税负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尤其是“税负痛苦指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概念，它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不低于发达国家的税负，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这样加以“类比”，大概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形象的结果。所以，纸面上、概念上的“税负指数”转化到现实中，具体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就算是有所“夸大”，也无法回避实际税负负担之重。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之所以大部分国民感觉税负负担非常沉重，主要根源在于——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方面的增长，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和日益提高的公民需求。
    有专家表示，“国外70%的税收用于公共服务，但我国只占到30%。另外，我国税收用在公务员身上达到30%，而国外只有10%。”因此，与高房价、高油价、高物价里蕴藏的高税负相比，是相对较低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原本应由税收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需要国民自掏腰包加以埋单，两相“冲抵”之下，“税负痛苦指数”的“被误读”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高税负”说白了就是低福利倒逼放大的民生焦虑。
税收不仅具有调节财富和二次分配的杠杆作用，还具有“还富于民”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税制改革的“内涵”不仅仅是单一层面上的“减税”，还在于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税收造福民生提升公共福祉的本原价值。在教育、医疗和诸多涉及民生的公共领域，都需要财政不断加大投入，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福利存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公平的二次分配，这些都将会带给公众以安全感，“高税负”的压力慢慢就会淡化。而相应地，所谓的“税负痛苦指数”也会随公共福利指数的上升而下降。
□陈一舟

邹旭磊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