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铁锤：煤矿平平安安是我多年的夙愿

人人2008

2010年12月，雪后，赵铁锤来到中煤平朔公司慰问一线员工。

2010年4月2日，赵铁锤在河南洛阳伊川“3·31”事故现场研究制定救援方案。

　　2008年冰雪自然灾害期间，赵铁锤率队到山西进行保产量、保安全督查，并在井下与矿工共度春节。
　　编者按
　　陈家山，七台河，王家岭……赵铁锤的身影总是一次又一次急匆匆地出现在矿难现场。读者也许不知道，这位共和国出镜率极高的部级官员，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深入事故矿井次数最多的部长。
　　在卸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后不久，赵铁锤当选为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在煤矿安全一线奔波十三载后，他终于可以不用那么忙碌了，得空与记者做了次长谈。除回顾与煤矿几十年的渊源外，他谈得更多的是对矿难根源的认识、对形势好转的信心和对煤矿安全的希望，话语间无不透露着对煤矿安全事业的拳拳之心，和对数百万矿工的殷殷之情。
　　煤矿一线的主要工种，我基本都干过。
　　我最大的未了心愿，是希望全社会继续关注遇难矿工的家属，并在适当的时机组建一个专门的救助组织，抚育好他们的子女，赡养好他们的老人。
　　最怕半夜来电话
　　中国能源报：您不久前刚卸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从繁忙、紧张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您个人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赵铁锤：要说最强烈的感受吗，那可能就是精神压力小了许多，比如可以安心地坐在这里，和你们深入交流了。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能源报：听说您过去睡眠情况一直不太好，现在好些了吗？
　　赵铁锤：现在好些了，但还是有影响，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最怕半夜接到电话。煤矿企业都是24小时生产，夜里和凌晨发生的事故一般都是大事故。以前经常这样，半夜接到电话，那肯定就是出大事了，当然有时候也容易产生误会。
　　比如有一次，大概是凌晨三点钟接到电话。电话一响，我也没接，想着这个时候打来，肯定又是出大事了，就赶紧穿衣洗漱准备出发。可是后来电话一直响，我一接，结果是人家打错了，害得我一晚上没睡成。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很是“气愤”。但后来想想也不错，没有出事，没发生事故没死人，这是好事情。如果我少睡几个小时，能换来煤矿不出事，那也是非常值得的。
　　7年矿工经历结下兄弟深情
　　中国能源报：在很多人看来，您的职业生涯十分丰富：从一名普通煤矿工人，成长为国家特大型煤炭企业主要负责人，后来又从事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您能否回忆一下当煤矿工人的经历？这一经历对您后来的工作又有何影响？
　　赵铁锤：我是1969年3月在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现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十矿参加工作的，一开始就在井下当工人。十矿当时年产原煤120万吨，是管理比较规范的大矿之一。在那里工作，我充满了自豪感，一门心思扑在学知识、练本领上，一干就是7年。1969到1975年，我每年都被评为矿上的先进工作者。1975年，我作为优秀矿工，被选送到河南省煤矿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我又回到煤矿，历任技术员、队长、科长、矿长，直到平煤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煤矿工人的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工作，特别是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工作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一方面，当矿工、技术员时，煤矿一线的主要工种，我基本都干过。在担任矿长及其他领导职务后，也没有中断过深入井下。井下情况我比较熟悉，指挥事故抢险也就有经验可以参考。另一方面，这一经历，让我身上有很深的煤炭情结，对煤矿工人有着兄弟般的感情。这种感情，40多年来始终激励着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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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准了的事就坚决施行

　　中国能源报：建立健全煤矿井下安全避险系统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都是您在任期内推行的重要举措。行业内外曾有部分人士对这两项措施表示过不解，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赵铁锤：部分人不理解是正常的。一项新的制度、政策和法规在刚刚出台时，往往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事关人身安全，无论方案多么周密、制度多么完善，难免会引起一些议论。我的性格就是看准的事情，就坚决施行。只要是有利于煤矿工人福祉的，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在这方面，我自信有这个勇气和担当。

　　当然坚决执行不是蛮干，煤矿安全生产各项制度的出台，都是经过我们广泛调研的，有的还充分吸收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将证明这些制度是管用的，那些不赞成的人也会逐渐接受。

　　中国能源报：有媒体说煤矿领导带班下井这项制度并不受矿长们欢迎，您认为是这样吗？

　　赵铁锤：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煤炭行业了解不够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矿长们的胸怀。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是对全国煤矿安全管理经验的总结。从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这项政策是很管用的。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矿领导下井避免了很多事故的发生。

　　事实上，在全国推行之前，已有一些煤矿在实行此类措施。我做矿长时就有切身的体会。那么多矿工兄弟都在井下，冒着危险，干着又脏又累又苦的工作，作为矿级领导，有必要、也愿意下井，与工人“共苦”，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井下实际情况，排除隐患，确保安全。绝大多数的煤矿领导也是这么做的，这已经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不欢迎这项制度，甚至弄虚作假的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主流。

　　中国能源报：在担任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后，我们看到您还经常下那些发生了事故的矿井。您就不怕发生什么意外吗？

　　赵铁锤：事后想起来可能会后怕，但在当时抢险救援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你害怕，就是必须下井。

　　矿难发生后，那么多矿工被困，而有些煤矿因基础工作薄弱，井下情况根本不清楚，要正确指挥抢险救援，很多细节都需要实地查看。比如2000年11月25日，内蒙古大雁煤业公司二矿井下发生爆炸，根据掌握的资料无法开展有效救援。我就和自治区领导商量，一定要下井查看具体情况。由于担心井下情况复杂，安全无法保障，很多人都不同意我下井。但为了尽快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抢险救援方案，我还是下井了。再如2006年11月5日山西大同轩岗煤电公司瓦斯爆炸事故，也需要下井勘查。当时李毅中同志（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在井口握着我的手，颇有一种送别的感觉，因为确实是谁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安全升井。

　　但是，作为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这些都是我的职责所在。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指示，又有被困矿工家属的莫大期待，只要有需要，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下井。

　　当然，下井也不是盲目的，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多数情况下，我还是能对井下情况做出正确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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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调查结果经得起考验

　　中国能源报：您担任过多次煤矿特别重大事故国务院调查组的主要负责人。重特大事故的定性和调查结论，常常会影响到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调查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阻力和障碍？

　　赵铁锤：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是依法成立的，是一个整体，有明确的分工，严格的工作规范。调查组的负责人，更主要的是组织事故调查的整体工作。事故的定性和调查结论，是国务院调查组全体同志和专家组根据分工，认真调查取证、分析研究得出的。我组织的所有调查，都是严格遵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要求，力争把每一起事故的调查处理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截至目前，我所牵头调查的事故，结果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权责一致是一个基本共识，负有事故责任，就应接受处罚，这点大部分人还是能正确认识的。鉴于国务院调查组的权威性，调查并不存在特别的阻力和障碍。当然，发生事故的企业隐瞒证据之类的个案也是有的。

　　多重因素引发矿难

　　中国能源报：您第一次经历事故是什么时候？当时是否有您的工友遇难？这对您日后从事的煤矿安监工作有何影响？到国家煤炭工业局后，您第一次亲赴现场的矿难又是哪一起？

　　赵铁锤：我经历的第一起事故是上班后的第三天，那时我只有18岁。当时我和工友们正在掘进工作面干活，切眼发生了瓦斯燃烧。老师傅大喊：“着火了，快往外跑！”因为处理及时，那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事故情景却让我终生难忘。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那种恐惧还历历在目。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从事煤矿等高危行业，绝不能违章作业，而现场的老工人、班组长和带班矿长，能起到“主心骨”的作用。这也是后来我力推矿长带班下井的初衷吧。

　　到国家煤炭工业局后，我第一次带队赴现场处理的事故是2000年11月25日，内蒙古大雁煤业公司二矿的爆炸事故。那次事故共造成51人死亡，12人受伤。

　　中国能源报：2010年一季度曾集中发生了4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其中“3·28”王家岭矿难和“3·31”伊川矿难时隔仅3天。在王家岭矿难救援尚未有显著进展的情况下，您又立即赶赴河南伊川，当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赵铁锤：心情非常复杂，着急、痛心、气愤、担心，可以说各种坏心情应有尽有。那边王家岭150多人生死未卜，这边伊川又有40多人被困井下。我按照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带队紧急前往伊川指挥抢险，还与专家组一同下井勘查了现场。在抢险告一段落后，又返回王家岭继续工作。事故就是命令，没有选择的余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常态。

　　和大家一样，我对这接连发生的两起特大事故非常痛心，对有关人员玩忽职守、违法违规组织生产的行为十分气愤，对事故频发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十分着急。但无论痛心还是气愤，这些情绪都必须是暂时的。矿难当前，最要紧的是组织救援，一切影响救援的情绪都必须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取而代之的应是镇静、果断和谨慎。

　　中国能源报：有论者指出，现阶段我国矿难多发的根源在于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漠视，而不仅仅是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和技术装备的落后，对此您怎么理解？

　　赵铁锤：不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是矿难的根源，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总体上讲，现阶段我国煤矿事故多发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

　　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而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限制，我国的煤矿不仅地质条件复杂，生产力水平不均衡，更主要的是有些煤矿，特别是中小型煤矿的管理者安全理念不牢，管理水平不高，导致安全事故发生。但这是我国煤矿安全事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设计更多科学合理的制度，采取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尽量让这个阶段的时间缩短。

　　中国能源报：在部分发达国家，煤炭行业已成为安全状况非常好的领域。您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我国煤矿是否也能达到这种水平？如果能，这对中国这样一个煤矿安全主客观条件都如此复杂的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赵铁锤：发达国家的煤矿能做到少死人甚至不死人，中国也一定能做到，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煤矿安全形势根本好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届时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将控制在0.1以下。再用10到20年时间，我相信我国的煤矿安全状况也将得到彻底改善。

　　煤矿安全状况真正好转，对中国来说不仅意味着技术装备水平的大幅提升和组织管理制度的充分完善，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人为本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全社会将更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

　　有遗憾更有希望

　　中国能源报：您任国家煤矿安监局主要负责人期间，正是我国煤矿安全形势趋稳向好的时期。您对自己的工作作何评价？回首过去的13年，您还有哪些心愿未了？

　　赵铁锤：自1999年到国家煤炭工业局，到后来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十几年来我始终奔走忙碌在煤矿安全工作一线，从未休过一次假，颇有些枕戈待旦的意思。职责所在，煤矿行业的特性使然，我从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唯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方能不辱使命。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在全行业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奋斗和大力支持下，煤矿安全形势呈现出持续稳定好转的发展态势。我只是做了点份内之事、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而已。当然，能为煤矿安全这一神圣事业做些贡献，我也倍感欣慰。

　　这么多年来的历次事故，遇难者众多，失踪者也不少。我最大的未了心愿，是希望全社会继续关注遇难矿工的家属，并在适当的时机组建一个专门的救助组织，向企业和社会各界募集资金来帮助他们，抚育好他们的子女，赡养好他们的老人。

　　因为年龄关系，从今年2月开始，我不再担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和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在这里我愿通过你们，向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煤矿安全工作的人士，向一直关注安全、关心煤矿和支持我工作的媒体朋友和广大网友，表达诚挚的谢意。从现在起，我将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在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的岗位上继续为安全生产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能源报：当选为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会长后，您计划如何结合您的工作积累，从何处入手，提升协会的知名度并发挥好服务行业的作用？

　　赵铁锤：中国安全生产协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组织，但组建4年以来，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孙华山同志的带领下，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已成长为我国安全生产领域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之一。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化，社团组织在辅助政府加强行业管理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政府将把应由市场运作、适宜社团负责的更多工作交由协会承担，公众对安全生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的工作应该说是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要以贯彻落实国务院23号和40号文件精神为契机，以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进一步发挥参谋助手、技术支撑和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协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为推动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能源报：听说您是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并在去年受聘为山东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做教授和当局长毕竟有很大不同，给学生上课，您一般会讲什么内容？

　　赵铁锤：因为工作关系，我在煤矿和安全领域的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兼有职务，主要是作一些研究，当然也有教学任务。

　　要给未来的煤矿工程师们说几句心里话，我觉得首先还是应当讲一讲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意义。煤炭院校的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学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本领之前，应先学会敬畏生命，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因为对生命有了敬畏之心，视煤矿工人如亲人，把保障安全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就会更有动力去学习科技和管理知识，并致力于未来的煤炭事业。这样一来，青年学生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就能为工人和煤矿的安全带来更多保障，安全生产事业也得以通过他们传承下去。我也十分乐意与大家分享自己几十年来从事安全生产、特别是煤矿安全工作的经验，这也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NJSJYHB

向前辈致敬！可惜您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安全生产问题。希望您在安全生产协会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