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现代小戏《园丁之歌》,从上世纪1972年创作、排演、登上银幕,接着“四人帮”发动近乎全国性批判,屈指算来,整整四十年了。它不仅是我省建国后戏剧界一件大事,亦是一件全国性的政治风浪。
1972年初,长沙市碧湘街完小语文教师梅嘉陵,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创作出小戏《新教师》,写一位小学女教师俞英进行家访,对调皮学生陶利,循循善诱,实行“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帮助陶利树立志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正确思想。后经长沙市戏剧工作室专业作者柳仲甫加工提高,更名为《园丁之歌》,由长沙市湘剧团演出。1973年,省湘剧院将其移植。导演姜豹红、吴月英,音乐设计陈飞虹,舞美设计欧阳琼深、章泽镇,主要演员有左大玢、何跃春。同年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艺术片。没想到一出30分钟的小戏电影,只是写了一位女教师在学生家中补课,强调了一下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竟闯下了大祸。7月28日,“四人帮”审查后,江青首先指责:“这个片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怎能是教员呢?这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剧中教师俞英有“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样一句唱词,姚文元就给扣上“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①”等吓人的大帽子。
1974年6月14日,江青指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的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并抄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8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长文,公开批判《园丁之歌》,接着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②。”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同年8月,在京举行上海、辽宁、广西、湖南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湖南参加的主要剧目是话剧《枫树湾》,湘剧高腔《心红眼亮》、移植“样版戏”《杜鹃山·家住安源》一场。湖南省戏剧代表团一进入北京西苑饭店,那批判《园丁之歌》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接着又放映了《园丁之歌》电影,规定四省参加调演的人要一个不漏地看,进行批判。“四人帮”还在北京展览馆圆形剧场里,召开五千人的“批园大会”,强迫女教师俞英的扮演者左大玢,进行所谓“现身说法”的“自我批判”。还说为了达到批判的效果,要求左大玢必须说普通话。不仅左大玢,全湖南代表团的人既感到沉重的压力,思想上又很抵触。比较有见解的左大玢想:老师诱导学生重视文化学习,究竟有什么错,犯了什么法?!她以不会讲普通话为由,进行抵制。此后,湖南在“四人帮”的压力下,从省到县都成立了“批园办”(“批园办”者,批判《园丁之歌》办公室也)。街头巷尾的墙报、黑板报,尽是“批园”文章。
“四人帮”在这时候发动对《园丁之歌》的大批判,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与当时的“批林批孔”政治斗争紧密相连。1973年4月,国务院科教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发出通知:“高校招生在注重政治条件的基础上,文化课实行考试录取。③”而“四人帮”却明目张胆地对着干。三个月后的《辽宁日报》,按照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紧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责高校招生实行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交白卷的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入了党,还担任了辽宁铁岭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④。几个月后,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因与老师有些矛盾,向《北京日报》写了封对老师提意见的信,“四人帮”抓住这信大做文章,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还远没肃清。”《人民日报》随即全文转载。“四人帮”还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的《摘抄》和编者按语,这样就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批判“师道尊严”推向了全国⑤。随后不久,他们又把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初中二年级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试卷背面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⑥”。当成张铁生式的“反潮流典型”。“四人帮”这一系列反文化的倒行逆施,就把高考“文化课实行考试录取”推翻了,并掀起全国性的所谓“大批判”黑浪,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总理。www.shuoshisheng.net
湘剧《园丁之歌》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创作、排演并登上银幕的。剧作者只是按照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根据人之常情,在剧中强调了学生要努力学习文化,通过青年教师俞英,用启发式方法,教育她的学生“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就与“四人帮”反文化的本质,与他们树立的“白卷英雄”针锋相对了,必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靶子,批判的典型。
1974年10月11日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于10月13日清晨到达长沙,住进省委九所一号楼。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⑦”。“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⑧”。有一天,毛泽东想看电影,负责接待的同志送上一份电影名录,毛泽东看后,在湘剧《园丁之歌》影片名上划了个圈,当即放映。在看完之后,他就鼓起掌来,陪同观看的接待人员无不感到诧异,服务员曾彩谋立即走过去,在毛主席耳边轻轻地又是紧张地说:“主席,这是部受批判的片子呀!”毛主席“哦”了一声说,“受批判?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我看这是一出好戏。”说完就站起来鼓掌。这时,陪看的工作人员一齐站了起来,跟着毛主席热烈鼓掌……⑨。这消息不胫而走,“毛主席为《园丁之歌》平反了!”一时传遍长沙全城。
毛泽东主席这时点看湘剧《园丁之歌》影片,我以为也不是偶然的,决不仅仅是对一出小戏的评价,这是与他当时想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相关。我们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印证:
1975年7月,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风,不好⑩。”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电影《创业》是描写中国石油工人形象的作品,放映第二天就被“四人帮”打压,并罗列十条“罪状”。毛泽东在剧作者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肯定,赞扬它“是一出好戏”,正是他决心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走出的第一步棋。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湖南省委于1976年12月召开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大会,为其平反。不久,此戏及其电影在全省公开演出、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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