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现代小戏《园丁之歌》，从上世纪1972年创作、排演、登上银幕，接着“四人帮”发动近乎全国性批判，屈指算来，整整四十年了。它不仅是我省建国后戏剧界一件大事，亦是一件全国性的政治风浪。
1972年初，长沙市碧湘街完小语文教师梅嘉陵，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创作出小戏《新教师》，写一位小学女教师俞英进行家访，对调皮学生陶利，循循善诱，实行“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帮助陶利树立志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正确思想。后经长沙市戏剧工作室专业作者柳仲甫加工提高，更名为《园丁之歌》，由长沙市湘剧团演出。1973年，省湘剧院将其移植。导演姜豹红、吴月英，音乐设计陈飞虹，舞美设计欧阳琼深、章泽镇，主要演员有左大玢、何跃春。同年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艺术片。没想到一出30分钟的小戏电影，只是写了一位女教师在学生家中补课，强调了一下学习文化的重要性，竟闯下了大祸。7月28日，“四人帮”审查后，江青首先指责：“这个片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怎能是教员呢？这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剧中教师俞英有“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样一句唱词，姚文元就给扣上“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①”等吓人的大帽子。
1974年6月14日，江青指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给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的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并抄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8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长文，公开批判《园丁之歌》，接着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②。”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同年8月，在京举行上海、辽宁、广西、湖南四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湖南参加的主要剧目是话剧《枫树湾》，湘剧高腔《心红眼亮》、移植“样版戏”《杜鹃山·家住安源》一场。湖南省戏剧代表团一进入北京西苑饭店，那批判《园丁之歌》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接着又放映了《园丁之歌》电影，规定四省参加调演的人要一个不漏地看，进行批判。“四人帮”还在北京展览馆圆形剧场里，召开五千人的“批园大会”，强迫女教师俞英的扮演者左大玢，进行所谓“现身说法”的“自我批判”。还说为了达到批判的效果，要求左大玢必须说普通话。不仅左大玢，全湖南代表团的人既感到沉重的压力，思想上又很抵触。比较有见解的左大玢想：老师诱导学生重视文化学习，究竟有什么错，犯了什么法？！她以不会讲普通话为由，进行抵制。此后，湖南在“四人帮”的压力下，从省到县都成立了“批园办”（“批园办”者，批判《园丁之歌》办公室也）。街头巷尾的墙报、黑板报，尽是“批园”文章。
“四人帮”在这时候发动对《园丁之歌》的大批判，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与当时的“批林批孔”政治斗争紧密相连。1973年4月，国务院科教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发出通知：“高校招生在注重政治条件的基础上，文化课实行考试录取。③”而“四人帮”却明目张胆地对着干。三个月后的《辽宁日报》，按照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示，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紧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责高校招生实行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交白卷的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入了党，还担任了辽宁铁岭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④。几个月后，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因与老师有些矛盾，向《北京日报》写了封对老师提意见的信，“四人帮”抓住这信大做文章，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还远没肃清。”《人民日报》随即全文转载。“四人帮”还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的《摘抄》和编者按语，这样就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批判“师道尊严”推向了全国⑤。随后不久，他们又把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初中二年级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试卷背面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⑥”。当成张铁生式的“反潮流典型”。“四人帮”这一系列反文化的倒行逆施，就把高考“文化课实行考试录取”推翻了，并掀起全国性的所谓“大批判”黑浪，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总理。www.shuoshisheng.net
湘剧《园丁之歌》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创作、排演并登上银幕的。剧作者只是按照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根据人之常情，在剧中强调了学生要努力学习文化，通过青年教师俞英，用启发式方法，教育她的学生“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就与“四人帮”反文化的本质，与他们树立的“白卷英雄”针锋相对了，必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靶子，批判的典型。
1974年10月11日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于10月13日清晨到达长沙，住进省委九所一号楼。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⑦”。“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⑧”。有一天，毛泽东想看电影，负责接待的同志送上一份电影名录，毛泽东看后，在湘剧《园丁之歌》影片名上划了个圈，当即放映。在看完之后，他就鼓起掌来，陪同观看的接待人员无不感到诧异，服务员曾彩谋立即走过去，在毛主席耳边轻轻地又是紧张地说：“主席，这是部受批判的片子呀！”毛主席“哦”了一声说，“受批判？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批判？我看这是一出好戏。”说完就站起来鼓掌。这时，陪看的工作人员一齐站了起来，跟着毛主席热烈鼓掌……⑨。这消息不胫而走，“毛主席为《园丁之歌》平反了！”一时传遍长沙全城。
毛泽东主席这时点看湘剧《园丁之歌》影片，我以为也不是偶然的，决不仅仅是对一出小戏的评价，这是与他当时想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相关。我们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印证：
1975年7月，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风，不好⑩。”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电影《创业》是描写中国石油工人形象的作品，放映第二天就被“四人帮”打压，并罗列十条“罪状”。毛泽东在剧作者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肯定，赞扬它“是一出好戏”，正是他决心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走出的第一步棋。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湖南省委于1976年12月召开批判“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大会，为其平反。不久，此戏及其电影在全省公开演出、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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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