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内城南门的墙垛上，许多明代留下来的砖头都刻有铭文，其中有一块灰砖上刻着这样三行文字：“招甲席俊翁 甲首方朝张 / 窑匠卢立 / 造砖夫广福寺。”长沙天心阁的古城墙上也发现了一块勒刻着铭文的明代窑砖，铭文也是分为三行的：“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 司吏冷荣 / □作匠王□人户刘高叔 / 洪武七年八月造。”
在城墙的砖头上勒刻自己的姓名，这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千古流芳，而是在执行明王朝强制推行的“质量追溯制”。砖上铭刻的那些名字，其实就是一份对某处工程质量问题负责的责任人名单。透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严密的技术质量监管体系：每一处工程，都有制砖的窑匠、造砖夫与提供劳役的人户来承担建筑质量上的直接责任，由基层组织——里甲的负责人（招甲、甲首）承担担保责任，并且监工的官吏（典史、司吏）也负有连带责任。这样，如果一块砖头被发现有质量问题，或者出现“豆腐渣”工程时，便不至于“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所有名字刻在砖上的人都会被追究责任。在明代，这些出了问题的相关责任人，严重者会被处死。
明人祝允明的《野记》记述了这样一则轶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翻译过来，就是一段有些恐怖的故事：
明初修建南京城，为了使城墙更加坚固，用石灰、桐油、糯米汁制成的夹浆来浇灌墙体，朱元璋还时常亲自到工场监工。城墙是分段包干的，老朱随便走到一处，叫人砸开夹浆检查，如果发现“稍杂泥壤”，立即就将这一段工程的监工、包工头、工匠通通捆起来，塞进墙垣的空隙处死。官吏与工匠不敢造次，将南京城修得固若金汤。www.shuoshisheng.net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朱元璋的手段显然过于残暴，执法不够“人性化”，不过，明代修建城墙确实非常重视建筑质量，按照官府的要求，“基有穵陷者，起而实之；墙有滥恶者，毁而筑之；砖石有弗坚良者，除而易之；楼橹有弗如式者，撤而更之。务图经久，以为百逸永宁之计”。对修好的城墙，要“设法稽验，务求坚久。但有修筑不如法，三年之内致有坍塌者，查提各催工人员及原筑工匠问罪，责令照依原分地方修理”。要求在公共工程用砖刻上相关责任人的名单，固然是为了方便“问罪”，但最终的目的则是追求砖石的“坚良”、工程的“坚久”。这种实打实的问责制度，放在今日也有借鉴价值。我曾在香港的一处路边斜坡上看到一块铁牌，上面写着此处斜坡工程责任人的姓名，并告示市民：若发现工程有任何质量问题，可致电哪个机构。这与明代的“城砖落款制”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有人说“城砖落款”是朱元璋的发明、创造。不对。其实这是中国社会很古老的一项礼法传统，在律法上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物勒工名”。《唐律疏议》中就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的记载，而疏议的说法则是引自先秦的儒家典籍《礼记·月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礼法传统对“诚信”的强调。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当品牌形成之后，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物勒工名”，而倾向于积极在自己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这便是商标的渊源，如清代的“张小泉”剪刀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时候，“物勒工名”已成为了主动的诚信宣示，为了维持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工匠会自觉地避免以次充好、避免制造“豆腐渣”。
在传统社会，促使工匠不敢以次充好的力量，除了“物勒工名”的官方监管以及基于品牌自觉的自我控制，由行会执行的行业自治监督也非常重要。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石匠、铁匠、砖匠等行业都各自出现了行会组织，与建筑业有关的工匠行会有时候也叫做“鲁班会”。这些行会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行会也会对工匠的产品质量提出“行业标准”，这也是传统社会自治本能的体现。让我来举个例子吧——清光绪年间，某地泥作匠行业订立行规，其中有一条即规定：“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当地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当一名古代的工匠参与修建某处工程的时候，至少会有三种力量督促他必须注意产品质量：官府强制执行的“物勒工名”；维护自己品牌声誉的道德压力；本行业的行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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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3 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