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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连日来，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芭拉一句“飓风灾民比过去过得更滋润”的冷血言论曾被猛批，日本人感叹过在核泄漏事故面前国民引以为傲的“耻文化”荡然无存，俄罗斯领导人也奉劝想发国难财的人“不要制造额外的麻烦”。无论国内国外，在灾难面前谁也不想看到伦理道德的缺失。
多国为灾难报道立规矩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还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宝兴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不断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有关媒体在灾难中的表现历来受到很多国家民众的关注。2003年5月21日，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发生强震，造成上万人死伤，20多万人无家可归。但该国媒体一开始报喜不报忧，总是“围着部长们打转”，一些信息混乱的报道还延误了救援行动，结果受到专家和公众的批评。
印度是个多发水灾、旱灾和地震的国家，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曾夺走上万印度人的生命。《环球时报》记者在印度工作这几年，看到当地电视画面对非常惨痛、血腥或涉及受害人隐私的照片都会进行马赛克处理，也没有听到过因记者蜂拥赶往事发地点抢新闻造成交通堵塞、影响救灾的议论。印度北阿肯德邦两年前发生过一次大水灾，当时还有几名记者帮助救起落水灾民的报道。
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历史上，美国媒体的灾难报道也曾饱受诟病。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记者热衷拍摄穷人争抢食物的场景。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都引起过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和社交网络带来的报道压力下，美国的一些媒体有时也顾不得太多的伦理规范。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其家属已表示不愿公开姓名。但一家美国媒体记者在连线报道时说：“虽然遇难者家属不愿透露其姓名，但据记者多方考证，该遇难者就是……”这种做法，在网络上引起一些美国网民的不满。
名流“缺德”言论让人反感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灾难时刻言行有失伦理的政客名流也大有人在。在印度，当类似新德里黑公交轮奸案这样的“人祸”发生时，一些“大人物”的言论招致严厉批评。一名女部长有关“妇女不想被强奸就不应穿暴露衣服”的言论遭到女性批驳。某宗教领袖说“受害者不该反抗而应跪地祈祷”也被骂缺德。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竟称“3·11”东日本大地震是“上天惩罚私欲横行的日本”，结果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感，石原被迫马上撤回发言并向灾区民众道歉。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新奥尔良时，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母亲芭芭拉在灾区慰问时竟然说出“这里的人比飓风前生活得还要好”的话，结果被民众批为“冷血言论”。有了这样的“反面教材”，去年“桑迪”飓风侵袭美国时恰逢总统选战，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在谈及灾难时都小心翼翼，避免给人以“试图消费天灾谋取选举利益”的印象。
去年7月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生严重水灾，俄侦查委员会以玩忽职守罪名逮捕克雷姆斯克市市长、预防紧急情况和保护公民管理局局长等官员。据俄《生意人报》报道，这些官员在水灾发生前3小时就已知道险情，却没有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造成该市150多人死亡。更让民众气愤的是，灾民领救济金时先要“说谎”，必须签字说“提前收到灾难预警通知”。
在抗灾的画卷中，也有令人尴尬的一面：有些机构和个人把灾难当成自我表现的作秀平台。歌星韩红在微博中质疑一到国家有灾难时就有人写些赈灾歌曲，找歌手来唱，“难道这个时候唱歌比救援、比抢救生命还重要吗”。她的观点得到很多“粉丝”支持，有人附和“明星还是多捐些钱实在”，有人呼吁“伪慈善的人不要借机炒作”。但等到明星捐钱时，又有网民形容娱乐体育明星的捐款是“捐钱=作秀，不捐钱=冷漠，公布捐款=炒作，不公布=没捐，捐多了=显摆，捐少了=吝啬，解释=洗白，沉默=心虚”等。国外或许也有类似对明星的质疑，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在印度，记者很少看到当地媒体有印度演艺名人到灾难现场参与救灾或慰问的报道，除非灾难发生地是某个名人的家乡，才会有其回乡探望的消息。印度人会说，最该到灾区的应是政治人物，明星们搞些赈灾演出就行了。
大灾大难面前更要避免偏激
在大灾大难面前，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时刻。美国近年发生的多起校园枪杀案中，总有老师冒死救孩子的故事。在芦山地震中，名山中学监控录像记录了一名“最美老师”让56名学生全部撤出教室后自己才离开的画面。灾难也会让人们做出很多痛苦和无奈的选择。芦山地震发生后，网上也传出“男子地震时不顾父母先救9岁儿子，结果老母亲生气”的消息，并引来各种各样的议论。这些涉及家庭伦理和孝道的事情，不仅中国人很在意，在国外也是如此。当《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与一名尼赫鲁大学的老师和一名普通的印度家庭主妇聊起这个话题时，两名女性都表示：“在同样危险的情况下应先救儿童后救老人，因为相对来说，孩子的未来还很长。”她们认为，不应过于偏激地讨论这个话题中国救援装备网消防设备组整理提供。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天灾人祸发生时都不能完全避免趁火打劫、哄抬物价的事情发生。2010年3月29日，莫斯科发生地铁爆炸袭击事件，部分地铁线路暂停运行，很多开车的好心人免费搭载受困者，但也有一些出租车司机趁机漫天要价。有报道说，通常只需付150卢布（约5美元）的路程，有司机竟要到3000卢布。时任总理普京呼吁俄公民不要在地铁爆炸事件中发国难财，“不要制造额外的麻烦”。
3年前发生的莫斯科地铁爆炸案，还引发出更多涉及伦理道德的争议。因为韩国、印尼和比利时等国刊登对俄罗斯人有侮辱性的漫画，俄外交部还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有关国家做出解释和道歉。如比利时一杂志刊登的漫画把列车司机的头画成骷髅，且列车貌似穿过普京的脑袋。就在人们哀悼地铁遇难者之时，在莫斯科胜利设计所竟有30名反对派成员举行集会，并影响到为爆炸案受伤人员献血的活动。莫斯科市长办公室谴责这些示威者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民众的“道德审判”。
《泰坦尼克号》、《天地大冲撞》等美国好莱坞灾难大片都触及到灾难来临时人们的伦理道德。在东亚国家，这样的电影也很多。如假想大规模瘟疫蔓延的日本灾难片《感染列岛》，就刻画了危难时刻的人性之爱。现实生活中，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不管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还是2012年震惊世界的“3·11”东日本大地震，日本人在灾难中冷静平和的表现总能获得外界的称赞。日本伦理学会会长、镰仓女子大学教授竹内整一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说，日本人能在灾难中保持自制，是因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日本人“接受而非对抗、忍从而非征服”的国民性。但日本并非完全没有在震灾后趁火打劫的恶人。据日本媒体报道，当时不少梁上君子混入灾区大肆盗窃。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面对核辐射这一新型灾难时，不少日本人失去冷静与大度，而是选择集体躲避。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恐慌情绪让不少人把超市的瓶装水抢购一空。从福岛外出避难的民众在多个地区受到歧视，挂有福岛牌照的汽车被喷上“滚回去”的涂鸦。灾后重建，日本人对福岛农产品“敬而远之”。就算在福岛县内，政府在选址建临时存放核污染废弃物的储藏设施时也遭遇难题。大家都知道要重建家园就必须清理核污染废弃物，但都不愿在自家附近建这样的设施。这让一些日本人感叹，在需要大家自觉、宽容，甚至是做出一些牺牲、承担一些风险时，以克制闻名的日本“耻文化”就不再奏效。为维护自己所在的那个群体的利益，一些日本人甚至会表现得更加偏激。这样的感慨，也促使人们对灾难时刻如何保持操守和伦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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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6 1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