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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这里的“知”，是良知，不是知识。良知和行动合一，有良知就有行动，行动又印证良知。
《德胜员工守则》中的《奖惩条例》明确了： 公司不允许员工带病坚持工作，带病坚持工作是对自己身体不珍惜的行为。如带病工作，一经查出，每次罚款50～100元。 在早悟堂《悟道德胜》课程中，有学员提出，这样似乎不符合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育认知，人家带病坚持工作，道德高尚，应该表扬奖励才对。 我知道，在某些企业管理的实际过程中，员工请假休假并不容易，甚至会发生员工病得蛮厉害请个病假却很难的情况。 我们太习惯于用道德来衡量了。所谓带病坚持工作，就是道德高尚？不带病坚持工作，就是道德不高尚？ 真相是：他，真的需要休息了！ 德胜洋楼的员工，绝大部分在工地上施工，爬高摸底地工作，让员工带病坚持工作，真有个闪失，公司损失是小，家庭伤害很大，而对员工伤害则更大。因为，那是生命。 制度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这就是良知！ 《德胜员工守则》中的《员工守则》还明确了： 员工家属到工地探亲，可在工地入住、就餐，但时间不能超过5天（6夜）。超过规定时间，必须在工地以外自行解决住宿。 当在早悟堂《悟道德胜》课程中详细说明这条制度的前因后果之后，很多学员都由衷赞叹，真心非常佩服德胜洋楼创始人聂圣哲先生制定出如此符合人性的制度。 当下这个社会，是一个谈性变色的社会。很多人把性抬高到道德高度，动辄用道德大棒打人杀人。可是，又有几个企业关注到职工的生活幸福？又有几个人关注到当下社会农民工的生理需求？ 人，都有生理需求。你有，我有，他也有。别告诉我你没有，更别告诉我他不许有！ 这不就是人性吗？ 制度要尊重人性。这就是良知！ 在德胜的公告栏，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公告： 某位职工，在波特兰小街捡到100元交给失主，公司奖励了100元，表扬这种行为。 类似这样的公告，我看到过很多次。 估计会有人又拿“道德”说事：做好事，还要奖励，这道德水平，不咋地。 春秋时代，鲁国法律规定： 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由国家报销。 子贡是孔门高徒，经商有方。一次，他赎了一个同胞归国，事后却拒绝了国家支付的赎金。 结果孔子骂他：你开了个坏的先例，从此不会有鲁国人再肯为沦为奴隶的同胞赎身了。你接受国家补偿的赎金，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你拒绝这笔赎金，只会破坏国家那条好法律。你混蛋！你无端抬高了道德门槛，把贫穷的善人阻拦在行善的门外。 贫穷者在行善中，因为获得酬赏而弥补了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会善行不倦。但现在被你一搅和，行善的门槛高到了只能付出而一无所获，这让贫穷者还如何做得起善事？ 而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农夫，农夫把牛送给他，做为救命之酬。子路牵牛而归，受到了孔子的表扬：子路懂事，他做了，获得了，此后人人都愿意效仿他做好事。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原来，有一种“善”，不仅违背人性，还会造成风气的败坏啊！ 只有对人性的尊重，制度才会有意义。 听说，韩寒去台湾把钱包丢了。很快找回来了。 又听说，蒋方舟去台湾，也把钱包丢了。也很快也找回了。 还听说，一杭州男子去台湾，也丢钱包，不过他运气不好没找回来——不过当他回到杭州时，发现钱包已经给他寄回来了。 你感叹台湾人民道德水平高，是不是？ 终于，细心人发现，台湾和大陆，法律不一样。大陆这边要求人人做道德君子，拾金不昧，昧了就要上道德法庭接受谴责。而台湾那边则不然。 台湾民法规定，捡到丢失物品之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应将物品归还，但拾得者可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一的报酬——同时还规定，如果丢失物品的是贫困户，这十分之一的报酬，还应减免。至于对方是不是贫困户，是不是可以减免，如果有争执，这事可以上法庭解决。 而大陆这边，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是这样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孰优孰劣，你心里清楚。 制度就是良知。好的制度，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 好的制度，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是简单可行， 第二是符合人心常情， 第三则是能够有效疏理人际关系，利于建立公共良俗（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 难怪胡适先生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当然，好的制度真正要起到作用，还需要落地，也就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事事严格执行。否则再好的制度，也终究沦为一纸空文。 制度，要敬畏生命，要尊重人性，才是靠谱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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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5 07:57
